【宝马娱乐平台】北京常住人口两千万京津争夺河北资源

摘要:
北京5年后拥堵超极限车速15公里世界五大交通最拥堵城市:北京排第一[组图]
  建立与首都事权相一致的首都财政,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次呼吁,至今未果。北京市必然倾向于做大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控制难上加难。  1953年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北京常住人口两千万京津争夺河北资源北京5年后拥堵超极限车速15公里世界五大交通最拥堵城市:北京排第一[组图]
  建立与首都事权相一致的首都财政,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次呼吁,至今未果。北京市必然倾向于做大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控制难上加难。  1953年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看到产业工人的人数较少,当即对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首都是不是要搬家?”  刘仁深受震动。随后,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北京要不要发展现代工业,牵涉到对首都城市功能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认识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京,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1949年进入北平之前,毛泽东作此表示。  “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1956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我提个意见,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五百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这是大势所趋,势所必至,不是我们想不想要这么多人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递交《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北京市总人口现在是六百三十万人,将来估计要增加到一千万人左右”。  这1000万人的人口规模,以实际常住人口计算,1986年已经实现。尽管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一千万”,终未能拽住这个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  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总体规划确定的2020年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以近两年北京市每年增加逾60万人的速度来看,这个城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2000万人已在须臾之间。  争论再起  面对北京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今年7月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提出,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建议政府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下决心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小食品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调研组重点介绍了北京市顺义区调控人口规模的做法。调研显示,顺义区到今年3月底,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为14.4万人,与其他几个区位、面积、经济总量、本地人口数量大体相当的远郊区比,其流动人口数仅有其他区的1/3或一半左右。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通过规范开业标准,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  调研组认为,顺义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发挥房地产业对人口规模调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经验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广。  上述意见引发媒体热议。“北京不只是精英们的北京,这个城市今日的繁荣离不开每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包括在某些人看来很‘低端’的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或许卑微,但正是这样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新华每日电讯》刊载署名文章称,“一味地片面强调以流动人口为主的低端劳动者对城市生活的负面影响,对他们的贡献只字不提,甚至想尽办法‘排挤’他们,无疑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洁癖’。”  这次不同意见的交锋,让人想起2005年关于北京人口规模控制的“舆论风暴”。彼时,一位北京市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并在网上访谈中认为“外来人口的素质比较低,而且外来人口无序地涌入这个城市,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他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时间长了生存成了问题,有的还会铤而走险,还包括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给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旋即引来社会评论的“口诛笔伐”,被认为是“对外地人的歧视”、“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违反宪法,是制度的倒退”。还有网友称:“北京市的市政建设里有多少是国家的财政支出,国家大剧院是北京市出的吗?那可是全国人民的钱啊,他们想独享。”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还表示,希望今后从这里向南望去到处都是烟囱。  彭真向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传达了这一指示。梁思成不甚理解,他在晚年回忆道:“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当时的北京,是一个大学与名胜古迹云集的文化城,它所在的华北地区发展工业的职能,近代以来主要由邻近的天津承担。1930年,梁思成与好友张锐参加了当时天津市政府举办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投标竞赛,获得首奖。他们提出天津城市发展的首要基础是“鼓励生产培植工商业促进本市的繁荣”。显然,在梁思成的眼中,北京与天津的城市功能应该是有所分工的。  他的想法,遭遇苏联专家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后,来华援建的苏联专家把“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带到北京这个文化古都。其内容一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主导思想是,为了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保证工人阶级的数量,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特别是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与首都的地位相称。  1949年11月,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向北京市政府递交《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
“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想到(原文如此——引者注)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  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提出:“我们的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  此后,北京的工业建设突飞猛进。至1990年代,全国统一划分的工业部门有130个,北京就占120个,为世界各国首都罕见。北京的重工业产值一度高达63.7%,仅次于重工业城市沈阳。与此相对应的是,到1980年代,北京的各类烟囱已达1.4万多根。
首都财政问题  京津二市的经济同构发展,引发与冀北地区的资源争夺。  “主要是水资源争夺。”2003年,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文杰、邢天河主编的《河北省环京津区域城镇协调发展规划研究》称,“河北省京津区域本来就缺水,还必须为北京提供水源。同时,由于还需保护北京水源,使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张家口北京水源地一带,很多对水源有影响的工业则必须下马”。  “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2006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指出,京津冀三地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等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270万贫困人口,形成了
“环京津贫困带”。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存在着一种“孤岛效应”,拉大了贫富差距。  针对“环京津贫困带”,蓝皮书指出,“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一百公里的区域内,像这样在首都周边还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2009年,北京市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河北省扶贫办的数据显示,同年环京津贫困地区的24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在不少县,“户里穷、村里空、乡镇背着大窟窿;行路难、吃水难、脱贫致富难上难”。  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中提出,北京“不是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后不再发展重工业”。1993年10月6日,国务院在对北京重新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再次重申:“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  尽管如此,北京市仍不可避免地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其保障首都职能的物质基础。  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包括中央单位众多人口在内的粮油肉蛋等各种消费品财政补贴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在内的大量资金投入,主要由北京财政负担。首都事权,包括大量的中央事权,和中央事权与北京事权难以分割的共同事权。建立与首都事权相一致的首都财政,19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多次呼吁,至今未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市必然倾向于做大经济规模以获取财政收入,确保中央高层要求的“更好地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服务和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目前,中国尚未开征统一的不动产税,城市之间难以实现水平分工,地方收入过度依靠工业税、营业税及土地出让,这导致各个城市经济同构。在资源条件并不宽松的京津冀北地区,对经济发展权的争夺使得北京“大树脚下不长草”。  北京也在享受另一种非常态“补贴”——将惠及这个城市的南水北调工程,投资即由中央预算内拨款或中央国债、南水北调基金和银行贷款三个渠道筹集。  “南水北调实施后,能使北京供水范围扩大700多平方公里,将解决京西南和京南地区严重缺水的问题,一些以前不能上的有产出的项目可以上了,这必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老百姓提高生活用水量的需求可以满足,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而这些都有利于北京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的一项研究作此表述。  看来,北京的人口规模还会被继续突破下去。

【核心观点】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之间协作、城市建设管理、生态环境保护、资源优化配置、公共服务均等、完善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都与人口问题紧密相关,因此,京津冀要联手研究制定人口发展的工作机制。

摘要:
2月17日,从下午五点四十开始,北京地铁前门站的客流量达到每十五分钟7500人,已达到该站最高通行能力。
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 城市运转压力空前
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近年来北京常住总人口破2020年控制目标2月17日,从下午五点四十开始,北京地铁前门站的客流量达到每十五分钟7500人,已达到该站最高通行能力。
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 城市运转压力空前
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快速膨胀趋势,城市资源承载和运行保障压力不断加大。“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已被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市长郭金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人口调控管理”,“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首都北京调控人口规模箭在弦上,市民瞩目,全国关注。
常住总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
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201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政协常委会相继组织专题调研组调研北京人口规模问题,并就此提出专题报告《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相关人士了解到,依据这两个专项调研,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具有四大表现。
一是常住总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
相关调研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
-2020年)》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二是流动人口总量估算已超过1000万。北京快速增长的主要是流动人口“十一五”前四年流动人口增量逐年加大,共增加151.8万人,年均增长
37.9万,占常住人口增加总量的69.9%。如果将驻京部队、在社会上散居未登记的和短期从外地来京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就医疗养的流动人口估算在内,北京流动人口的总量已超过1000万。
从登记就业情况看,北京流动人口登记为“已就业”的占57.4%,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建筑、制造、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以及居民服务等行业。其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有305万人,占已就业总数的69.7%。
从居住分布看,流动人口在北京城市核心区已经处于饱和并相对稳定的状态,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这两个功能区的流动人口占登记总数的88%,而且发展新区的流动人口逐年加速增长的趋势明显。
流动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有726.4万人,占95.1%;居住时间超过五年的有123.2万人,占16.1%;举家迁移的比例逐年提高,达到41.2%。
三是户籍人口快速增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2020年北京户籍人口控制目标为1350万人。2009年底,北京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近年首都户籍人口快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约16万人。如果继续按这个速度增长,预计到2016年将达到2020年的户籍人口控制目标。
四是加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十一五”前四年,北京年均增长54.3万人,比“十五”期间年均多增近20万人,加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前两年每年增加超过60万人。如果不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势必达到2300万人,2020年势必突破2500万人。
超过资源承载极限
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致使水、电、气、热、煤的供应常年紧张,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粮、油、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绝大部分靠从外埠调入,稳定保障供给的难度很大。
首先,目前的人口增长与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尖锐。资源供给增量有限给北京市城市运转带来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以水资源为例,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以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仅2000年至
2007年全市就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由于南水北调工程因工程进度问题给北京供水的时间从2010年推迟到2014年,加上北京连续12年干旱导致可利用水资源量大幅衰减,以及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增长加速带来的用水刚性需求,北京的供水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其次,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压力空前。北京道路拥堵日益严重、公共交通不堪重负;生活垃圾处理困难。在义务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就业服务诸多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带来许多社会矛盾。
以垃圾处理为例,人口快速膨胀使生活垃圾大增。2009年,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69万吨,日产生量1.83万吨,但全市垃圾处理能力仅
1.27万吨/日,缺口较大。北京目前的垃圾处理结构不尽合理,主要以填埋为主,焚烧和生化处理比例很低。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全市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由于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缓慢,北京目前深陷“垃圾围城”窘境。专家分析,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将需要3200亩土地。
外地人购房需求旺盛成为助推北京房价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2005年-2009年全市成交商品住宅中,外埠个人购买的26.6万套,占32.3%。
流动人口子女在京入托入学加剧了北京的“入托难”“入学难”,北京的教育资源被大量占用。2008年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有41.8万人,占北京学生总数的40%。部分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流动人口的子女。
三是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在一些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居住环境恶劣,安全缺乏保障,无照经营、“黑车”营运、制贩假冒伪劣商品、非法行医问题多发。北京流动人口登记状态为已就业的只约57.4%,一部分流动人口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保障而成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北京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隐患严重。2007年全市共打掉以地缘纠合的流动人口犯罪团伙870个,同比上升33%。全市
流动人口涉案数由2001年的35314件增加到2008年的56098件,占全市案件的比重由71.4%上升到89.5%。
流动人口增长最快
以户籍人口为例,中央、军队和北京市三大系统进京户口审批机制缺乏制约。单位、部门之间彼此独立,进京准入条件不统一,且进京户口均自行决定,造成审批进京人数规模较大,造成户籍人口规模调控困难。
相关调研报告分析,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首先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大势所趋;其次,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本地新增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流动人口来京就业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再次,北京集中了全国优质的经济、教育、医疗、文化、行政资源,就像一条巨大的吸水龙把全国各地各种需求的人吸引过来。
此外,相关人士表示,北京人口快速增长还有一些自身的深层原因。比如认识问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相关人士透露,从他们调查的情况看,“对于首都人口规模调控这一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领导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门和地方没有将调控人口规模摆上重要位置,处于目标游移不明,政策导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状况。”
其次是协调问题。相关专家表示,以户籍人口为例,中央、军队和北京市三大系统进京户口审批机制缺乏制约。单位、部门之间彼此独立,进京准入条件不统一,且进京户口均自行决定,造成审批进京人数规模较大,造成户籍人口规模调控困难。
此外,调控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表示,北京调控人口最难的是对增长最快的流动人口缺乏调控手段。北京人口规划与管理的对象应从户籍人口为主转为以常住人口为主,调控管理手段也需要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为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综合运用,提高调控的能力。
直面难题 指标调控
专家分析,北京对进京指标的控制无疑会进一步收紧,不排除指标在一个时期逐年递减,外地户口进京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已得到北京有关部门初步证实。
在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人口进行总量控制,并提出了基本原则和思路。
相关人士透露,这次调控既针对户籍人口也针对流动人口,既强调总量控制也强调优化结构“直面难题,力求实效”。
一是实行户籍指标调控“以指标管人”。北京市明确提出“坚持总量控制、优化结构,在严格执行准入政策同时,实行户籍指标调控。合理配置进京户籍指标,优先解决好符合首都发展需要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落户需求。”
如何确定“指标”,这些指标又如何“合理配置”并确保不被各个系统突破,“优先解决”的具体对象如何界定,这些目前还没有答案。但专家分析,北京对进京指标的控制无疑会进一步收紧,不排除指标在一个时期逐年递减,外地户口进京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已得到北京有关部门初步证实。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祖德透露,今年对户籍进京不会出台具体的数量控制指标,“不过人数上会延续逐年降低的趋势”,将着重提升引进质量。
二是研究实施居住证制度“以证管人”。北京过去对流动人口的调控缺乏有效手段,准确统计流动人口也很难。这次明确提出,以居住证为载体,按照“来有登记、走有核销”的基本要求对流动人口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居住证制度究竟如何设计,与暂住证区别何在,对获得居住证是否设立“门槛”(比如在京常住多少年),对居住证发放是否像车牌一样实施总量控制,拿到居住证可享受哪些权利和需要承担什么义务,拿不到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如何在北京生存(比如是否不能租房买房、不能就业),相信北京的流动人口都期待尽快揭晓谜底。
专家分析,居住证制度无疑是直接针对北京增加最快最多也最难调控的流动人口。居住证如果只是一张纸就缺乏实质意义,如果与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养老、户籍、教育、医疗、计划生育等政策结合起来,就会具有调控管理流动人口总量的实际功能。
三是引导人口合理布局,有序疏解核心区人口。北京早已开始有计划地将首都功能核心区的部分户籍人口疏解到其他区县特别是一些发展很快的新城,以缓解中心城人口过度集聚带来的压力。北京市划拨建设用地建设定向安置房,用于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疏解对接安置,原东城区对接顺义、原西城区对接昌平、原宣武区对接丰台和大兴、原崇文区对接朝阳。北京将集中力量聚焦通州的发展,让其全面承接中心城功能疏解。顺义、亦庄—大兴、昌平和房山等重点发展新城,也是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的主要目标地。
观点 调控人口比“限车治堵”更复杂敏感
调控人口比“限车治堵”涉及更多群体的更重大利益,复杂敏感,北京作为首都更容易引起国内外关注。调控的具体政策措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界拷问:是否歧视外地人,是否公平,是否正义?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强磊表示,北京人口调控要取得真正成功,具体政策首先要经得起各方面拷问,确保有效避免引发重大争议和民怨。
一是调控人口规模要与促进社会公平寻求平衡。多位专家表示,控制人口与促进公平无疑存在矛盾。以教育为例,北京教育越公平,流动人口子女入托入学越容易,就越吸引更多外地人带孩子到京就学,就越不利于人口控制;北京如果限制外地孩子在京求学,这种限制越严,越有利控制人口,但又会被视为不公平和歧视外地人。
北京市政协委员、西城区教委新闻发言人李燕玲认为,在研究教育改革和人口调控问题时,在更好地关注民生、维护教育公平的同时,要兼顾北京人口调控和社会发展实际。
北京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巫永平认为,北京在控制人口规模过程中需要坚持包容和开放。他说,流动人口在分享北京土地、水、住房、教育等资源的同时,对北京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全世界国际化大都市都是高度包容的城市,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包容性是它应有的城市品质”。
二是调控人口规模要体现依法行政和程序正义。强磊表示,北京调控人口规模的具体政策措施,不能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冲突,避免引发大规模行政诉讼等司法风险,比如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就不能与教育法相冲突。要做好充足的法律准备,比如实施居住证制度一定要以先完成地方立法为前提。
三是调控人口规模要靠加强协调来保障落实。据了解,北京将在2010年底人口普查的数据出来后,研究制定人口调控的具体政策措施。专家分析,相关具体政策的出台首先要北京市协调出一个方案,并获得中央支持。
北京市政协常委会调研报告因此建议:“尽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员会,借鉴首都规划委员会模式,制定重大人口决策,研究重大人口问题。”
调控绝非简单“拒绝”和“驱赶”
“调控什么?不就是更严厉地拒绝更多外地人拿到进京指标和北京户口,更坚决地把流动人口驱赶出北京、把老城区的居民驱赶到郊区?看来我的北京梦越来越渺茫了。”记者一位梦寐以求想调进北京的朋友这样抱怨。
北京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巫永平表示,北京调控人口绝非简单用行政手段实行“拒绝”和“驱赶”,调控包括综合使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更需要解决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城市规划实施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加强区域合作等深层次问题。
一是提高产业和就业“门槛”,减少人口需求。北京市推广“顺义模式”。顺义区的流动人口仅有其他区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主要是靠产业比较高端、本地人充分就业、提升传统服务业组织化程度减少对流动人口过度需求、在房屋租售等方面加强调控、对人口实行总量控制。
巫永平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人口规模调控的根本途径,北京要继续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准入“门槛”,不能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低端产业和传统服务业要改造升级,提高就业“门槛”。
二是简化首都城市功能,分流人口。政协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港澳台侨工作顾问黄钺说,要解决北京人口、环境、资源失衡问题,应在调整资源配置上找出路,简化北京城市功能,保留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等功能,将医疗、教育和经济等部分功能转移到其他城市。
三是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促进区域协作,转移人口。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认为,北京核心区、拓展区、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人口分布严重不均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首都功能核心区政治、教育、医疗、商贸等功能高度集聚,导致核心区人口饱和、交通拥堵。北京需要在通州等地加快打造副中心,加快新城建设,将优质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设施适度向新城倾斜,调控户籍政策,如新迁入人口优先落户新城。
北京对周边要素包括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应探索建立京津冀人口有序流动机制,加快推进区域内基础设施布局、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等方面实质性合作,以产业就业引导人口转移疏解。

(2)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介绍道,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的实际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目前北京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北京市人大代表吴守伦发出警告。

调查显示,京津冀三地间人口流动频繁,在京河北籍人口总量大、占比高且呈持续上升趋势。从人口流动的特征来看,京津冀区域内人口流动规模远大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河北省长期以来都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的主要来源地。在北京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长率中近五分之一来自河北省,且呈持续上升趋势。

(3)2005年版总体规划指出,“根据预测,在考虑内部挖潜和南水北调入京等措施前提下,北京市2020年规划可供水资源量为54.2亿立方米/年。若以缺水国家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40立方米/年测算,北京的水资源可承载人口约为1600万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多案例的统计分析,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以上是保持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和可预见的经济技术水平,北京的水资源可承载人口为1800万人左右。”这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仅仅五年就被突破,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并不意外——它只不过是为北京“规划赶不上变化”的长篇故事写下了最新段落。

调查显示:“80后”和“70后”是构成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的主要群体,两者占比达86.3%,“90后”占比超过10%,“50后”和“60后”占比较小。这说明,“80后”和“70后”以及“90后”等“二代”人口群体已成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主力军,虽然这为北京劳动力人口缺口提供了补充,但庞大的青年流动人口也给北京市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带来较大挑战。

(1)北京作为首都,其城市功能定位已经确定,为了可持续发展,人口规模不应该也不可能无限制膨胀,否则长此下去势必损害首都的长远发展,必须进行合理调控。针对“人口失控”这一困局,戴老师认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将城市中心区的建设量向外围新城转移,避免外围新城继续承载因中心区改造被迫外迁的工作人口而沦为巨大规模的睡觉城。只有保护旧城,严格控制中心区的建设量,才能产生“挤出效应”,使外围新城的建设获得最为充分的支持,城市结构的调整才能顺理成章。

年轻人成为外来人口主力

“北京交通进入最痛苦时期,”当地媒体发表评论。今年4月,北京市政协的调查指出,北京市每天堵车时间已由2008年的3.5小时增至现在的5小时;轨道交通不堪重负,5号线日客流量达80万人次,已接近2032年的远期预测客流;交通拥堵范围正由市中心区向外围和放射线道路蔓延。

京津冀须联手制定人口政策

沿北京市轨道交通向外蔓延的多是住宅楼盘,而不是就业场所。以此方式向外疏散人口,国际上鲜有成功经验。

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已达2170.5万人,户籍人口达1347.9万人,常住外来人口达822.6万人。常住外来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7.9%。

(2)如何对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调控?戴斌老师认为应该降低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就是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剥离大城市身上一些与生俱来的福利和政策倾斜,真正实现所谓的城乡统筹发展。只有让中小城市、让乡村都能够和大城市一样,共享社会文明的发展成果,而不是让大城市在福利政策上一枝独秀。如此一来,大城市的人口拥挤,才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自然缓解。

来京常住外来人口中有近60%为高中以下学历,这表明,尽管他们能够弥补北京劳动力人口不足的缺口,但他们的学历水平较低,文化知识程度不高,职业技能也较低。

作者:中宜教育国内考试研究中心教研组组长戴斌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地之一,北京市和天津市为流动人口的集中流向地。2015年初,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超过1400万人。

这些地铁线因承担在郊区居住的工作人口进城上班的通勤任务,每天都上演着“春运”般的场面。为确保安全,一些重点车站不得不通过建立导流围栏、改变闸机方向等方式减缓乘客进站速度。

专家建议,要建立京津冀人口服务管理定期会诊会商机制,每年度组织开展人口问题会诊、会商,分析判断三地人口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建立京津冀人口服务管理定期评估研讨机制,三地每年度组织开展人口发展与服务管理、首都人口规模调控成果评估会,预估下一年度京津冀人口发展及首都人口规模调控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搭建京津冀人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将京津冀三地人口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对接,定期进行数据交换,定期监测三地人口发展和流动情况,对三地人口发展及时进行预警分析,为京津冀人口发展和首都人口规模调控提供准确的信息数据。

尽管如此,早高峰进城方向的地铁车辆,总是在上游车站就被“挤爆”,沿途车站乘客挤不上车成为一大问题。

6月1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北京蓝皮书系列之《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报告中一项调查显示:京津冀三地间人口流动频繁,在京河北籍人口总量多。

(5)“人口失控”已经延伸到了“交通失控”。

京津为流动人口集中流向地

(3)其实,我们应该反思一个角度,为什么在欧美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的“人口失控”,而人口失控的局面,会出现于中国等少数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戴斌老师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城市化来解释的。理论上、理想中的城市化是整体性质的城市化,而并非是人口失控的局面。从根源上看,应该是“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结果,导致了“弱势地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难得,所以就出现了“必须到大城市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一种“假设预期”。戴老师认为,正是这种“假设预期”导致了大城市的“人口失控”。所以,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西部区域城市,缩小城市间、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才是解决大城市“人口失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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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中心城人口基本不增长,但增加148平方公里的用地,同时加强金融商贸等核心经济功能及其用地调整,这本身就是矛盾的,”《首都体制》一书指出,“结果必然是中心城经济功能强化、就业人口和建设容量增加,而居住功能外迁,加剧职住分离和潮汐交通现象。”

《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调查显示——京津冀三地人口流动频繁

(4)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其经济规模、用地规模有着对应关系。在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的2009年,北京人均GDP首破1万美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与房地产业关系密切。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二、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8.5亿元、164.6亿元和1973.1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分别为0.9%、7.6%和91.5%;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1251.6亿元,占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为63.4%,比上年同期高出11.3个百分点。

专家预测,在未来20年至30年内,我国还将经历快速的人口城市化和流动人口大幅度提升,京津冀地区也将面临人口总量持续递增、区域外劳动力持续大批涌入以及区域内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三重压力。

【社会问题的背景】

(1)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了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下称2005年版总体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

2009年12月,北京地铁开始在早高峰期对5号线的重点站进行限流。此种做法,被迅速推广至地铁八通线、13号线。

交通专家发出警告:如果不继续实行综合措施缓解拥堵,北京市拥堵指数将接近于“9”(最高为10,最低为1),整个路网将处于严重拥堵的情况。

可以预见的是,上述进出城交通的拥堵现象还将加剧——检讨近几年北京旧城、中心城、新城的建设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单中心空间结构仍保持着强大的发展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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