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娱乐平台:官员心理健康法

摘要: 自杀官员涉各层级因缺精神家园中国官员自杀事件引关注   
  近来,中国官员自杀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势头似乎更猛,截至目前媒体已公开报中国官员为何频频自杀?自杀官员涉各层级因缺精神家园中国官员自杀事件引关注
  
  近来,中国官员自杀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势头似乎更猛,截至目前媒体已公开报道的自杀事件已有8起。  “官员自杀”为何屡屡发生?这不断引发人们的探究,尤其是公众对官场生态、官员心理辅导以及案后黑幕的关注、忧虑与质疑。而位高权重的官员自杀,显然不能混同于普通人的自杀,应该说他们的自杀行为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密切相关。  案例一
罪行暴露贪官怕追责  在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因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者居多数。  香港《文汇报》报道,2009年11月28日,时年57岁的乌小青死了,原为重庆市法官进修学院院长、重庆市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副厅级委员的他,在戒备森严的重庆市第二看守所里,竟然得以“用棉毛裤裤腰绳成功上吊自杀”。  由此,乌小青也完全逃脱了法律的公开审判,否则其“索取、收受多人贿赂357.5万元人民币、10万元港币,另有518万元人民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涉案嫌疑将在重庆市又制造一次社会舆论的热潮,而他的突然非正常死亡也让相关案件的侦破工作停滞不前。  2009年12月21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出差期间跳楼自杀;两天后,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孙启明在家晨练时意外坠楼身亡。  此外,省部级高官中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以及厅局级官员中的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也纷纷自杀。官方虽未对自杀原因给出答案,但这些人在自杀前,皆因“滥用手中权力、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被司法调查或被拘押于监狱中。  破解
从抑制腐败入手  “贪官乌小青们为什么要自杀呢?”重庆市的司法官员吴生(化名)解释,“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活不下去了,二是死去比活着更有‘好处’。”  广州《南方窗》报道,吴生指出,就像一个人的假发在衣香鬓影的聚会上被当众扯掉,那种羞耻感是巨大的,“对于贪腐的高官,一夜沦为阶下囚的现实令他们无颜见人。自杀可解脱,也许还有谢罪含义,这种官员还算没有腐败到底”。  “而死去比活着更有好处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吴生说,“贪官自杀更多是官场关系的利益需求造成的,因为一个人自杀避免牵出同党,还可把贪得的财富留给家人,免得人财两空。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会给其他的贪官带来多少觉醒,会增加官场的腐败安全,活着的人会更加肆无忌惮。合理处理这种自杀将有利于反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指出,“中央今年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方面强调52个‘不准’,并在实施与监督方面有具体措施,使官员廉洁从政更多了一些制度保障。如果官员腐败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官员自杀的情况自然会逐步减少”。
案例二
仕途不顺庸官烦恼多  北京时间8月27日,中共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官员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当地警方随后公布死者生前患抑郁症,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  新华网报道,江苏射阳县纪委某官员透露,“他一直感到仕途不顺,总觉得其他一起参加工作的都提局长了,而自己越比越觉得自卑、失落,先后多次自杀未遂。结果还是跳楼自杀了。如果在他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人给予他一些心理治疗和正确疏导,也许他就不会从楼上跳下去。”据该官员介绍,“工作没有特别的突出点可能是其未能升职的主要原因。”  由于仕途不顺备感压力的官员不在少数。“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别看人前风光无限,但背后的苦衷没多少人知道。”一位南方某县县长感慨道,“总担心工作出问题,怕丢官,常常失眠,人还不满40岁,白发却生不少。”  破解
提升官员自身本领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庸官自杀与外界环境变化有很大关系。长期在中国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任职的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海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各级官员提出新挑战,包括知识社会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行政问责对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以人为本对科学执政能力提出的考验等,但不少官员自因本领不适应、能力素质不高而备感压力,由此走上自杀之路,解决之道还在于提升自我素质。  北京《瞭望》报道,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领导模式、思维方式需要更新,中国官员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现实中,各领域的官员,因个人升迁与实际绩效相挂钩等,心理压力本就不小。  尤其是随着中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及对客观上存在的,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提防与忧虑等,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  “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这也可能成为官员自杀的原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认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则认为,“官员自杀与公平公正有很大关系,基层官场最容易产生任命官员的不公,这是造成人心理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官员任用提拔,有的靠关系,有的靠送钱,有的干得再好还是上不去,这样的人容易产生抑郁心理。”  此外,官员还承受着社会监督的压力,处理不当就导致丢官。北京《新京报》报道,在2009年,说出“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我们是有身份的人”等“雷人语录”的官员,不但引来非议,有的甚至还丢官挪位。  案例三
工作繁重勤官压力大  庸官因仕途不顺而自杀,不少勤勉的官员也因工作压力过大而患上忧郁症,最终走上这条不归路。北京时间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政府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经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王聪著平时性格内向,不善与人沟通交流,对各方面的压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容易产生思想包袱。近期其岳母去世,加上工作压力较大,表现出抑郁症状,可能是导致轻生的主要原因。  据悉,王聪著2006年6月其任万全县政府县长,对工作异常敬业,县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他每天都要到9时才下班,太累啦”。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李毅中这句简短的话语,正吻合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  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曾对100多位官员进行心理健康问题调研,发现官员普遍有较大“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劳”,以及“浮躁”和“压抑”心理,“焦虑”和“忧郁”等情绪。  破解
治心病要及时到位  目前各地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一个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官员培训往往侧重于政治说教,忽视精神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有些地方也开展谈心谈话方式的心理咨询活动,但有关隐私泄露的恐惧心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令官员对这样的心理咨询望而却步。专家建议,心理辅导及心理危机干预还需常态化。  北京《瞭望》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分析,“很多官员在心理高压状态下工作,有些虽然自觉出现了心理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缓解;有的虽然也认识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能为其缓解心理危机,但目前还是很有顾虑的,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使自己身心状态总是处于恶性循环中,走在崩溃的边缘。一旦受到外界刺激,觉得无路可走时,就会增加自杀的可能性,心理危机干预常态化非常必要。”  针对官员担心自己隐私泄露这个问题,专家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引入第三方的机构来进行处理。比如,一些外资企业在开展员工帮助计划(简称EAP)时,往往是把这个服务项目让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样,服务开始更加专业,同时可以确保内部员工的隐私得到维护。”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外界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官员要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如果出现心理危机,官员可自己进行心理调节,包括宣泄、幽默、升华,还有放松、助人等等。  民间声音
官员自杀真相不能躲猫猫  悲剧接连发生,官员自杀已成网民搜索的高频词。网民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更对官场生态、官员心理辅导以及案后有否黑幕存有忧虑与质疑。  网民东山禅分析,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时下,某些官场的官员喜欢运用这一计谋,要么一死了之,要么一走了之,来因应目前的反腐倡廉、肃贪整风的大趋势。  照网民陆仁嘉的理解,日前中国自杀率是万分之一,中国公务员是600万人,官员自杀不可能达到万分之一,所以官员自杀并不是一个共性现象。他建议,官员自杀后,不要急着对其下结论。有关官方机构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样匆忙做更被动,还是把问题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网民乔志峰则指出,官员究竟为何而死,到底是“抑郁死”还是另有隐情,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一定深入调查、公布详情,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平息各种流言,同时为官员正名、还死者“清白”。如果“抑郁死”成为官场“流行病”,既是当事官员的不幸,更是国家和社会的不幸。

摘要:
图:2009年部分自杀身亡官员名单宁夏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近日在北京一酒店内割腕自杀,这是近一个月内见诸公开报道的第五起官员自杀案。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兰州市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接连自杀身亡。这引发公众对一月五起中国官场连爆自杀案
图:2009年部分自杀身亡官员名单宁夏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近日在北京一酒店内割腕自杀,这是近一个月内见诸公开报道的第五起官员自杀案。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兰州市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接连自杀身亡。这引发公众对官场生态、官员心理辅导以及案后黑幕的关注、忧虑与质疑。近几年来,内地官员自杀身亡的事件频频见诸报端。自杀的手段不一而足,跳楼、开枪、割腕、上吊都有。自杀官员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并且创下了多个「第一」纪录。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王也是在北京出差期间自杀的,从京西宾馆跳楼身亡,而宋平顺则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自杀身亡的省级政协主席。厅局级的官员包括,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他曾是江西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自杀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夫妇今年4月在家中自杀。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与乌小青一样,是在落马收监期间自杀。县处级、科级的自杀官员更多,如安徽蚌埠市统计局长刘敏、福建福鼎市质监局长翁华铭、安徽固镇县财政局长殷勇、江苏射阳县地税局长沈忠良、河南宜阳县公安局长白山等等。原因一:牵涉贪腐畏罪自杀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是内地社会地位和待遇保障最有优厚的一个阶层,没有一般老百姓面临的衣食住行等各种生活难题。因此公众对自杀官员的第一反映往往是「畏罪自杀」。而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自杀官员是因涉及贪腐大案,担心受到惩处而选择自杀。如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后,官方调查后公布宋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山西省委常委王通智自杀则普遍认为与落马的该省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案有关。今年4月自杀于家中的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自杀前曾因为经济受贿问题接受调查。江西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则被认为与「江南商贸城」案有关,并且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哈尔滨市副市长朱胜文因涉哈尔滨国贸城案被逮捕,在办理保外就医过程中,跳楼自杀身亡。原因二:压力过大心理失衡除了涉及贪腐案件,很多官员自杀源于工作或生活压力过大,精神抑郁、焦虑,最终靠死亡来寻求解脱。比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之后,震区多位官员自杀,包括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平武县移民办主任罗世斌、绵阳市政府办处长何宗华等等。2003
年安徽阜阳毒奶粉案曝光,众多奶粉产地经调查系福建福鼎市,该市质监局长翁华铭的自杀被认为与此有关。安徽蚌埠市统计局长刘敏死后,众多评论都质疑统计体制弊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捞政绩,逼迫统计数据造假,给统计局官员带来很多压力。安徽固镇县财政局长殷勇跳楼身亡留有下的遗书写有「身体状况很差,不能胜任工作,有很大压力,已经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特选择离去」等内容。蔚县教育局长葛祥死后,有披露称人格性格耿直,受过领导批评,为学校工作奔走四处碰壁后选择自杀。有专家指出,官员精神抑郁、心理失衡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无法适应官场的「潜规则」,对一些游戏规则、工作方式不适应;有的是个人欲望太重,一旦仕途陞迁无望,就消极厌世。官员接连自杀,暴露出中国在官员心理辅导机制方面的缺失。现行的干部培训往往侧重政治说教,忽视精神心理健康对干部工作的重要性,这一课急需补上。分析人士提醒,官员无论是何种方式自杀甚至「被自杀」,一定需要让公众获得充分的知情权,才能平息质疑。如乌小青案、杨宽生案、葛祥案现在都还留有疑团,政府应当尽快给公众一个说法。

养生之道网导读:官员心理健康法,你知道吗?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人关注官员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了解到一些官员曾经看过“心病”。官员心理健康法,有哪些?近来,“官员抑郁”成了个公共话题。有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人是自杀,今年也有8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在官方调查中,这些官员非正常死亡也基本上都和“精神抑郁”直接有关。但对官方调查的结论,不少人将信将疑。一个主要疑问是:官员抑郁从何而来?其逻辑是:官员衣食无忧、风光体面,怎么会“精神抑郁”。有人甚至说,畏罪及利益考量或许才是官员自杀的诱因。应该说,人们对“官员抑郁”表示质疑属于正常现象,我们也不能绝对排除极个别官员自杀与生前涉嫌腐败有关。但更应看到,“官员抑郁”已是个客观存在。从总体上看,各级干部心理是健康的——坚定执着、乐观自信、沉稳平和、奋发有为。然而,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利益在不断调整中,各种矛盾凸显,工作压力巨大,这些都深刻影响了社会心理,使部分人产生了心理危机,其中也包括少数官员在内。少数官员因抑郁而轻生,就是种极端表现。干部心理是否健康,不仅事关干部个人和家庭幸福,更关系到各项事业发展和党和政府形象,应引起特别重视和警觉。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低,悲观,思维迟缓,缺乏主动性,自责自罪等,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抑郁症发病率也很高,被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患了感冒,大多数人会立即就诊,但患了抑郁症却很少有人能及时去治疗,不少人根本没把精神疾病当作病。官员因其强势地位,患了抑郁症更容易被人忽视。干部自己也大多会把精神疾病归为“工作紧张、压力大”。有了精神疾病不治,病情自然会恶化,直至不可救药——自杀。如果能像对待感冒那样对待抑郁症——高度重视、及时就诊、接受治疗,许多悲剧应能避免。《半月谈》杂志介绍,心理咨询是美国人的“家常便饭”。无论是美国民众还是官员,接受心理咨询就如同吃感冒药一样普通。当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性丑闻被媒体曝光后,妻子希拉里与他打“冷战”,两人备受精神折磨。克林顿与希拉里分别寻求了心理咨询,每周一天,历时一年,直到“又重新认识彼此”。这个例子很有些说服力。我们要像对待感冒那样对待抑郁,无论是民众还是官员,一旦发现抑郁症状就应主动就医。有关部门及组织上也应注意从心理健康方面关心爱护干部,发现谁情绪不正常了,就要主动过问并加以疏导。专家分析,工作压力过大、仕途上患得患失、面对各种不当利益把持不定,是官员抑郁的三大诱因。因此,对各级干部来讲,要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这样,才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做人做事。10月,仅见诸报道的官员自杀人数,就达5人。据统计,2014年1月至9月,已至少有32名官员自杀或排除他杀可能的事件被媒体公开报道。近日,官员非正常死亡名册上又添一缕新魂,随着湖北荆州那位女副部长的自缢身亡,今年已有近40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和每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巨大数字相比,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数据可谓微乎其微,但因公职人员身份特殊,每当类似事件见诸报端,关注度极高。尤其是在现今的反腐高压态势下,官员非正常死亡往往引起老百姓对“畏罪自杀”的无限猜想。然而,梳理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可知,并非所有案例都与“畏罪自杀”相关。纪检部门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在主动结束生命的官员中,有的甚至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可见,官员非正常死亡的背后,愈来愈严重的“官心病”问题不可小觑。顾名思义,“官心病”是官员的“专利”,是心理上的疾病,是官员精神世界出了问题,表现为不少官员经常遭受到焦虑、抑郁、烦闷等消极情绪的折磨。心有疾,轻则痛苦,重则夺命。在普通群众眼中,公职人员已被贴上“工作稳定、收入可观、社会地位高”的标签,心理疾病一说对官员而言似乎太过“矫情”。因此,无论科级干部,还是部级领导,群众一旦听闻其所患“官心病”或是“非正常死亡”,皆难以幸免“另有隐情”。殊不知,食五谷六米,谁能没个三病两痛?官员亦是普通人,有心理疾病实属正常。而“官心病”最大的“黑手”即是压力,但因官员所处的特殊官场环境,在权力光鲜的表面背后,即便患了“官心病”也难为外人道,压力长期无法纾解,消极情绪难以排解,“官心病”愈发严重。压力缘何而来?笔者看来,不外乎来自三方面:一来,官场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晋升压力大,对人脉关系网较为“稀疏”的官员而言,一旦机遇不佳、上升空间逼仄,执着于追求仕途晋升而不得志,往往抱怨不公、灰心丧气,心理疾病隐患不小;二来,部分特殊岗位的官员,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力求做事万无一失,行事风格谨小慎微,事必躬亲下压力陡升,常常积劳成疾;三来,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诱惑,部分官员疲于应付各种官场“潜规则”,当放松警惕“沦陷”,长期担心受腐败牵连落马,因而忍受不了折磨畏罪而亡。当然,患上“官心病”并非无可救药。根治“官心病”,关键是让“心”健康。首当其冲便是要为“官心病”号准“脉”,“诊断”出官员所患病症严重程度,辨别清楚类别所属是晋职无望的“焦虑症”,或是怨天尤人的“失衡症”,还是万念俱灰的“恐惧症”。其次当“对症下药”。对于病症轻者,一方面要及时做好官员心理疏导工作,帮助其自我减压,引导其保持健康乐观的平常心态,正确对待进退流转、利害得失,另一方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为权所迷,不被欲所惑,真心为民,热心服务,诚心做事;对于病重者,决不能让“官心病”成为“腐败有理”的诱因,要坚决祛除“人死账清”的思想诟病,明确“非正常死亡”并不是腐败的“终结点”,以此倒逼官员规范用权,依法用权。诚然,官员“心”健康,有助于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自觉做到廉洁自律、担当作为、问心无愧,用“心”呵护政治新常态。同时,亦须积极营造政治清明、作风清正、干部清廉的政治新常态,对干部多关怀、多爱护、多体恤,让干部有奔头、有盼头、有干头。

许燕说,谈论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可以从2005年、2009年、2011年、2012年这几年发生的几个标志性事件进行梳理。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心梗、脑溢血、癌症、抑郁症,这4种病是公务员最常见的严重慢性疾病。“(公务员)患这几种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职业多,现在还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这些疾病往往都跟压力有关,压力越大越容易得这些病。”

祝卓宏现在还是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该中心由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建。自2008年12月1日成立至今,该中心一直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换句话说,近两年里,有近半数牺牲的干警不是因为与歹徒做斗争献身的,而是多种压力下发病去世的,这非常值得关注。”祝卓宏说。

原标题:官员非正常死亡背后

一位与多位高官有过直接接触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案例:几年前,某省一名高级别官员身患重度肝病后,通过私人关系认识了北京一名知名肝病医生,然后托其联系好肝源。在国庆假期,该官员以旅游为名,偷偷来京做肝脏移植手术。移植成功后不久,此人便回家休养。

祝卓宏认为,从有关调研结果看,公务员的压力来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还有收入上的。

上述知情者称,肝移植手术价格不菲,但是该官员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敢去走医保程序。因为一走报销流程,就会形成电子记录,病情就被公开了。

2013年,一名患重度抑郁症的官员,提前挂好了赵国秋的专家门诊。过了几天,当赵国秋向该患者家属通知诊疗时间时,在电话那头,该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他已经跳楼自杀了,现在还看什么医生啊?”

2009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开始关注官员自杀现象。该中心致力于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及素质提高。该中心主任祝卓宏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
2009年-2015年7年间,共有209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每一年的数量分别是22、25、23、17、11、60、
51。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8日,2016年中国已有3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许燕说,有些非正常死亡的官员自杀前会有征兆,但非专业人士很难觉察到。“从心理学分析,为了保证自杀成功,他们自杀前要做很多掩饰性行为。”

次日,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景区分局、泰安市中心医院、泰安市泰山区殡仪馆等多个信息源证实,该男子为泰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卫东。泰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经现场初步勘查认定,刘卫东符合自杀特征。

祝卓宏给各级公务员讲课时,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压力管理课程。他说,从近几年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公众大多下意识地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有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与其家人重病、去世等非自身因素有关。2015年跳河自杀的柳州市原市长肖文荪,就是由于妻子重病,他工作和家庭压力都很大,长期压力下出现抑郁,自杀前已经出现幻觉、被害妄想等症状。

事情过去了多年,许燕至今对那一幕记忆犹新。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该官员说那番话时一本正经,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说的都是真实的心里感受。

尽管很多官员受心理疾病困扰,但很少会主动找心理医生或专家咨询。

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第六医院精神卫生所曾有研究证明,中国人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数比例达到13%
15%,其中患抑郁性障碍者大约占了6%。而公务员群体中患有抑郁性障碍的比例要高于6%。

赵国秋说,“10%的严重抑郁症者会以自杀方式结束病疼, 50%
60%的自杀官员本质上都患有抑郁症。”

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陈昌文说,官员需要面对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些工作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而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也会带来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隐瞒的话,会进一步加重官员的病情。

这位知情者称,很多官员患病后不敢走医保程序,但是医疗费又非常昂贵,就可能通过老板赞助,或挪用公款等凑齐医疗费。“而这样做,很容易为他们今后走上腐败道路埋下伏笔。”

祝卓宏和许燕都认为,2009年是全社会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报道中,共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特别重视公务员心理健康工作,他们还曾经到中科院心理所和北师大心理学院考察座谈,请专家做事件分析。

北京市直属机关一名官员曾向媒体透露,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他说,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知道可能会引起相关疾病,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隐私不会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祝卓宏说,公众会把某些负面形象的公务员贴上标签后,泛化为全部公务员的整体印象,这在心理学上叫“刻板印象”。

另外,官员大多认为在家中自杀不吉利,还会给家人带来阴影,所以很少有官员在家中自杀。

赵国秋说,通过他30余年的研究得出来的数据是,公务员幸福指数不高,心理障碍指数和职业倦怠指数都较高。“这个群体失眠的比例达到25%左右,换言之,每4个公务员里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现象。”

公安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浙江省公安厅首席心理专家赵国秋,现在还是浙江省大众心理援助中心主任。他现在每周仅有半天时间坐诊,大约接诊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务员。

许燕说,她一般会留个电话号码,课后往往会有人打电话给她,但是电话中这些人也往往有顾忌,只是简单说一点,为了少留痕迹,有的人甚至刻意使用公用电话。

病情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确是官场的一种惯例。更重要的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其病情很可能被对手揪住,并向组织反映。

坠亡率高企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这种现象又加入了反腐的因素。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和2015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数量明显增多。

赵国秋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到他门诊去的有心理问题的官员,外地的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找时间和他聊一会,配点药,回去;有的会跟他约到一个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几个小时;也有人为了不透露身份,干脆让秘书代诊。

许燕认为,官员选择用什么方式死亡,与其身处的大环境相关。“现在,在城市,自杀方式多是坠楼,在农村特别是农村女性,多是喝毒药。对这类官员而言,他们只会采用城市中多数人的自杀方式,并没有特殊含义。”

许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纪委牵头的这个研究成果是保密的。“但是得出一个结论是,很多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不是畏罪自杀,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关注。”

在跟官员上课或咨询时,有一些案例让许燕印象深刻。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

记者 周群峰

近年来,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中国新闻周刊》发现,2016年已公开报道的3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中,在相关通报中,有12人被明确指出有抑郁症或抑郁倾向。

2005年1月5日,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从驻地京西宾馆坠楼身亡。他后来被证实并非畏罪自杀,而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轻生。

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心理学院教授许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曾有观点认为,现在官员自杀的比例是老百姓的100倍,但是这个说法没有权威出处。许燕主要研究的领域是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她多次给公务员提供过心理咨询服务。

12月8日下午,在泰山景区内普照寺附近,一位54岁的男子自缢身亡。

有的人会找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约许燕面谈,聊聊其本人或“其好朋友”的心理问题。谈话时,许燕会跟他们承诺保密,全程也不会有录音录像。

宝马娱乐平台,祝卓宏曾接触过一位基层官员,身体长期不适,怀疑自己得了严重疾病,却因怕影响晋升不敢去医院,也不敢公开此事。他把风水先生请到家中,把家具重新换了位置。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就再请一位风水先生到家。

最忙的时候,许燕几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门,作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她发现,讲课时,这个群体很活跃,他们很喜欢听心理压力的自我诊断与调节课程。但是,许燕也发现,这些人很少有人愿意袒露心声,不会公开说自己有心理问题。

许燕说,如果官员有严重失眠,还会时不时提醒家人不管家里出现什么事都要好好活着,透露家里有多少存款等,亲友要提高警惕。“他们这些话可能就是在婉转地交待后事。”

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在今年5月份坠亡后,与他共事多年的一位官员,曾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官员被污名化的担忧。

同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中,政府机关以3.05分,排名幸福指数倒数第一。

一天后,赵国秋看到了该官员因抑郁症坠楼身亡的新闻。

讳疾忌医

几个风水先生折腾几次之后,他最后万不得已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推荐他找心理医生治疗。

官员失眠率25%

让赵国秋印象深刻的是,这类人群中,为了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病情,很多人不走医保,甚至隐姓埋名。

在刘卫东自缢当日,广东开平市前市长、现江门市林业和园林局局长余雪俊从某公寓18楼坠下,当场身亡。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此后,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也开始出现心理学部分。

曾经有一位官员在课堂上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消除这种“刻板印象”,一方面公务员队伍应剔除害群之马,同时也应适当引导社会舆论,避免以偏概全。

他说,现在一旦有官员非正常死亡,网络上往往在未了解深层次原因的时候,先会发出一片叫好声。这事实上是对非正常死亡官员的不尊重,是对其做了畏罪自杀的心理预设。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的官员有51人,明确报道为坠亡的人数高达27人,比例超过50%。2016年至今非正常死亡的36名官员中,至少有21人被证实为坠亡(坠楼或坠桥),比例接近6成。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今年1月份非正常死亡的8名官员中,
有7人为坠亡。

公安部近两年的一组数据也引人关注:2015年和2014年,全国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人数分别为438名和393名,其中因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或脑溢血等疾病去世的人数分别为205人和201人,其中中青年民警牺牲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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